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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平三年
五月
淳化四年十月，河决澶州。是嵗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：『滑州土脉疏，岸善潰，每嵗河决南岸，害民田。請于迎陽鑿渠引水，凡四十里至黎陽，合大河，以防暴漲。』帝許之。五年正月，滑州言新渠成，帝又案圖，命昭宣使羅州剌史杜彦鈞率兵夫，計功十七萬，鑿河開渠，自韓村至州西鐵狗廟，九十五餘里，復合于河，以分水勢。
真宗咸平三年五月。始，赤河决，擁濟、泗，鄆州城中常苦水患。至是霖雨彌月，積潦益甚，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，若拙請徙于東南十五里陽卿之髙原，詔可。大中祥符三年，著作佐郎李垂上《導河形勝書》三篇并圖 [1] 其略曰：
『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，挾御河，較其水勢，出大伾、上陽、太行三山之間，復西河故瀆，北注大名西、舘陶東南，北合赤河而至于海。因于魏縣北析一渠，正北稍西逕衡瀆直北，下出邢、洺，如夏書過洚水，稍東注易水、合百濟、會朝河而至于海。大伾而下，黄、御混流，薄山障隄，勢不能遠。如是則載之髙地而北行，百姓獲利，而契丹不能南侵。禹貢所謂『夾右碣石入于河』，孔安國曰：『河逆上北州界。』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，破伯禹古隄，逕牧馬陂，從禹故道，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、通利軍北，挾白溝，復回大河，北逕清豐、大名西，歷洹水、魏縣東，暨舘陶南，入屯氏故瀆，合赤河而北至于海。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，正北稍西五里，廣深與汴等，合御河道，逼大伾北，即堅壤析一渠，東西二十里，廣深與汴河等，復東大河。兩渠分流，則三四分水，猶得注澶淵舊渠矣。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，合赤河而逹于海，然後于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折一渠，正北稍西六十里，廣深與御河等，合衡潭水；又冀州北界、深州西南三十里决衝漳西岸，限水為門，西北注滹沱，潦則塞之使東漸勃海，旱則决之，使西灌屯田，此中國禦邊之利也。兩漢而下，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。今考圖志，九河並在平原而北，且河壞澶、滑，未至平原而上已决矣，則九河奚利哉。漢武捨大伾之故道，發頓丘之暴衝，則濫兖泛齊，流患中土，使河朔平田，膏腴千里，縱容邊宼劫掠其間。今大河盡東，全燕陷北，而禦邊之計莫大于河。不然則趙、魏百城，富庶萬億，所謂誨盗而招宼矣。一日伺我饑饉，乘虚入宼，臨時用計者實難，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，成之為易。』
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、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，知制誥王曾詳定。中正等上言：『詳垂所述，頗為周悉。所言起滑臺而下，派之為六，則緣流就下，湍急難制，恐水勢聚而為一，不能各依所導。設或必成六派，則是更增六處為口，悠久難于堤防，亦慮入滹沱、漳河，漸至二水淤塞，益為民患。又築堤七百里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，工至四十日，侵占民田，頗為煩費。』其議遂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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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和元年
至和元年，遣使行度故道，且詣銅城鎮海口，約古道高下之勢。二年，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曰：『朝廷欲俟秋興大役，塞商胡，開横隴，回大河於古道。夫動大衆必順天時、量人力，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，然後必行，計其所利者多，乃可無悔。比年以來，興役動衆，勞民費財，不精謀慮于厥初，輕信利害之偏説，舉事之始，既已蒼皇，群議一摇，尋復悔罷。不敢遠引他事，且如决河商胡，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利，遽謀脩塞。凡科配稍芨一千八百萬，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，官吏催驅，急若星火，民庶愁苦，盈於道塗。或物已輸官，或人方在路，未及興役，尋以罷脩，虚費民財，為國歛怨，舉事輕鋭，為害若斯。今又聞復有脩河之役，三十萬人之衆，開一千餘里之長河，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。當此天災嵗旱、民困國貧之際，不量人力，不順天時，知其有大不可者五：盖自去秋至春半，天下苦旱，京東尤甚，河北次之。國家常務安静，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盗，况於兩路聚大衆、興大役乎?此其必不可者一也。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，繼以凶年，人户流亡，十失八九。數年以來，人稍歸服，然死亡之餘，所存者幾?瘡痍未歛，物力未完。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，麥不生苗，將踰暮春，粟未布種，農心焦勞，所向無望。若别路差夫，又遠者難為赴役，一出諸路，則兩路力所不任。此其必不可者二也。往年議塞滑州决河，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虚，然猶除積物料，誘率民財，數年之間，始能興役。今國用方乏，民力方疲，且合商胡，塞大决之洪流，此一大役也。鑿横隴，開久廢之故道，又一大役也。自横隴至海千餘里，埽岸久已廢，頓須興緝，又一大役也。往年公私有力之時，興一大役尚須數年，今猝興三大役於旱災貧虚之際。此其必不可者三也。就令商胡可塞，故道未必可開。鯀障洪水，九年無功。禹得洪範五行之書，知水潤下之性，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，水患乃息。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，但能因勢而疏决爾。今欲逆水之性，障而塞之，奪洪河之正流，使人力（幹）〔斡〕 [1] 而回注，此大禹之所不能。此其必不可者四也。横隴湮塞已二十年，商胡决又數嵗，故道已平而難鑿，安流已久而難回。此其必不可者五也。臣伏思國家累嵗災譴甚多，其於京東，變異尤大，地貴安静而有聲，巨嵎山摧、海水摇蕩，如此不止者僅十年，天地警戒，宜不虚發。臣謂變異所起之方，尤當過慮防懼，今乃欲於凶艱之年，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，臣恐災禍自兹而發也。况京東赤地千里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，又聞河役將動，往往伐桑毀屋，無復生計。流亡盗賊之患，不可不虞。宜速止罷，用安人心。』
九月，詔：『自商胡之决，大河注（食）〔金〕堤，（埽）〔寖〕為河北患。其故道又以河北、京東饑故，未興役。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，使歸横隴舊河，舒一時之急。其令兩制至侍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。』脩又上疏曰：『伏見學士院集議脩河，未有定論。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、李仲昌請開六塔，互執一説，莫知孰是。臣愚皆謂不然。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，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。今謂故道可復者，但見河北水患，而欲還之京東，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决之因，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，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。若言六塔之利者，則不待攻而自破矣。今六塔既已開，而恩、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?此則减水未見其利也。又開六塔者云，可以全回大河，使復横隴故道。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，已為濵、棣、德、愽之患，若全回大河，顧其害如何?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。且河本泥沙，無不淤之理。淤常先下流，下流淤髙，水行漸壅，乃决上流之低處，此勢之常也。然避髙就下，水之本性，故河流已棄之道，自古難復。臣不敢廣述河源，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，言天禧以來屢决之因。初，天禧中河出京東，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。水既淤澀，乃决天臺埽，尋塞而復故道，未幾又决于滑州南鐵狗廟，今所謂龍門埽者，其後數年，又塞而復故道，已而又决王楚埽，所决差小，與故道分流，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，故又于横隴大决。是則决河非不能力塞，故道非不能力復，所復不久終必决於上流者，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。及横隴既决，水流就下，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。至慶曆三、四年，横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，凡一百四十餘里，其後，游、金、赤三河相次又淤，下流既梗，乃决於上流之商胡口。然則京東、横隴兩河故道，皆下流淤塞，河水已棄之髙地。京東故道屢復屢决，理不可復，不待言而易知也。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，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髙爾，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，比商胡以上則實髙也。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，則當日水流宜决銅城已上，何緣而頓淤横隴之口?亦何緣而大决也?然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，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?臣聞智者之於事，有所不能必，則較其利害之輕重，擇其害少者而為之，猶愈害多而利少，何况有害而無利，此三者可較而擇也。又商胡初决之時，欲議脩塞，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，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。今欲塞者，乃往年之商胡，則必用往年之物數。至于開鑿故道，張奎所計工費甚大，其後李參减損，猶用三十萬人。然欲以五十步之狹，容大河之水，此可笑者。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，倍為六尺，且闊厚三尺，而長六尺，自一倍之功，在于人力，己為勞苦。云六尺之方，以開方法筭之，乃八倍之功，此豈人力之所勝?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，後功雖小而不實。大抵塞商胡、開故道，凡二夫役皆困國勞人。所舉如此，而欲開難復屢决已驗之故道，使其虚費，而商胡不可塞，故道不可復，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。就使幸而暫塞，以舒目前之患，而終于上流必决，如龍門、横隴之比，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。若六塔者，於大河有减水之名，而無减患之實。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，若全回大河以注之，則濵棣、德、愽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，而又故道淤澀，上流必有他决之虞，此直有害而無利耳，是皆智者之不為也。今若因水所在，增治隄防，疏其下流，浚以入海，則可無决溢散漫之虞。今河所歷數州之地，誠為患矣。堤防嵗用之夫，誠為勞矣。與其虚費天下之財，虚舉大衆之役，而不能成功，終不免為數州之患，勞嵗用之夫，則此所謂害少者，乃智者之所宜擇也。大約今河之勢，負三决之虞：復故道，上流必决；開六塔，上流亦决；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，則上流亦决。臣請選知水利之臣，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。不然，下流便澀，則終虞上决，為患無涯。臣非知水者，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。願下臣議，裁取其當焉。』
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：『開故道誠久利，然功大難成。六塔下流，可導而東去，以紓恩、冀金堤之患。』十二月中書上奏曰：『自商胡决，為大名、恩、冀患，先議開銅城道，塞商胡，以功大難卒就，緩之，而憂金堤汎溢不能捍也。願備工費，因六塔水勢入横隴，宜令河北、京東預究堤埽，上河水所居民田數。』詔下中書奏。脩又奏請罷六塔之役，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，疏奏亦不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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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祐八年
嘉祐八年，司马光四月四月，光與張鞏、李立之、宋昌言、張問、吕大防、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，濟河，集議於下約。光等奏：『二股河上約并在灘上，不礙河行。但所進方鋸牙已深，致北流河門稍狭。乞减折二十步，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裏護。其滄、德界有古遥堤，當加葺治。所修二股，本欲疏導河水東去，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，相爲表裏，未可偏廢。』帝因謂二府曰：『韓琦頗疑修二股』。趙抃曰：『人多以六塔爲戒。』王安石曰：『異議者，皆不考其事實故也。』帝又問：『程昉、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?』安石以爲可治。
七月，二股河通快，北流稍自閉。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，鞏等因欲閉斷北流。帝意嚮之。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，仍待其自然，不可施功。王安石曰：『光議事屢不合，今令視河，後必不從其議，是重使不安職也。』庚子，乃獨遣茂則。茂則奏：『二股河東傾己及八分，北流止二分。』張鞏等亦奏：『丙午，大河東徙，北流淺小。戊申，北流閉。』詔獎諭司馬光等，仍賜衣、帶、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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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祐十年
八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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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祐二年
二年元祐二年，三省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。文彦愽、吕大防、安燾等謂：『河不東，則失中國之險，爲契丹之利。』范純仁、王存、胡宗愈則以虚費勞民爲憂。存謂：『今公私財力困匱，惟朝廷未甚知者，賴先帝時封樁錢物可用耳。外路往往空乏，奈何起數千萬物料、兵夫，圖不可必成之功?且御契丹得其道，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，通好如一家，設險何與焉?不然，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闕，豈無黄河爲阻，况今河流未必便衝過此 [1] 界耶?』大后曰：『且熟議。』明日，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説，且曰：『北流數年未爲大患，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，先事囘改。正如頃西夏本不爲邊患，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，遂興靈武之師也。』又 [2] 奏：『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。導河者順水勢，自高導令就下。塞河者爲河堤决溢，修塞令入河身。不聞斡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。』於是收囘戊戍 [3] 詔書。
[1] 『此界』，『此』係『北』字之誤。《宋史·河渠二》作『北界。』
咸平
至和
嘉祐
元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