綏和二年九月，騎都尉平當使領河堤，奏：『九河今皆寘滅。按經義，治水有決河深川，而無堤防壅塞之文。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，水迹難以分明，四海之衆不可
誣，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。』上從之。
待詔賈讓奏言：『治河有上中下策。古者立國居民，疆理土地，必遺川澤之分，度水勢所不及。大川無防，小水得入，陂障卑下，以爲汙澤，使秋水多，得其所休息，左右游波，寬緩而不迫。夫土之有川，猶人之有口也。治土而防其川，猶止兒啼而塞其口，豈不遽止，然其死可立而待也。故曰：「善爲川者，決之使道；善爲民者，宣之使言。」蓋堤防之作，近起戰國，雍防百川，各以自利。齊與趙、魏，以河爲竟。趙、魏瀕山，齊地卑下，作堤去河二十五里。河水東抵齊堤，則西泛趙、魏；趙、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。雖非其正，水尚有所遊盪。時至而去，則填淤肥美，民耕田之。或久無害，稍築宫宅，遂成聚落。大水時至漂没，則更起堤防以自救，稍去其城郭，排水澤而居之，湛溺自其宜也。今堤防狹者去水數百步，遠者數里，於故大堤之內復有數重，民居其間，此皆前世所排也。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，東西互有石堤，激水使還，百餘里間，河再西三東，迫阨如此，不得安息。
今行上策，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，決黎陽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河西薄大山，東薄金堤，勢不能遠，泛濫期月自定。難者將曰：「若如此，敗壞城郭、田廬、冢墓以萬數，百姓怨恨。」昔大禹治水，山陵當路者毁之，故鑿龍門，辟伊闕，析底柱，破碣石，墮斷天地之性，此乃人功所造，何足言也。今瀕河十郡，治堤歲費且萬萬，及其大決，所殘無數。如出數年治河之費，以業所徙之民，遵古聖之法，定山川之位，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。且以大漢方制萬里，豈其與水争咫尺之地哉?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載無患，故謂之上策。
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，使民得以溉田，分殺水怒。雖非聖人法，然亦救敗術也。可從淇口以東爲石堤，多張水門。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，滎陽漕渠足以卜之，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。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，旱則開東方下水門，溉冀州；水則開西方高門，分河流，民田適治，河堤亦成。此誠富國安民，興利除害，支數百歲，故謂之中策。
若乃繕完故堤，增卑倍薄，勞費無已，數逢其害，此最下策也。』